香史 | 冲天香阵透长安

唐·李浚《摭异记》：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”

 

香料在唐人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朝廷举行的各种仪式中，在庙宇寺观的各类活动中，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离不开焚香和香料。  

     

唐朝贵族官僚对香料或香材的使用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奢侈无度。据称唐朝皇帝“宫中每欲行幸，即先以龙脑、郁金藉地”，直到宣宗时，才取消了这种常规。宁王每与人谈话，先将沉香、麝香嚼在口中，“方启口发谈，香气喷于席上”。

       

皇室如此，权臣也不甘后人。最著名者当属杨国忠的“四香阁”，此阁“用沉香为阁，檀香为栏，以麝香、乳香和为泥饰壁”，甚至比皇宫中的沉香亭更为奢华。长安富商王元宝在床前置木雕矮童二人，捧七宝博山炉，彻夜焚香。柳宗元收到韩愈寄来的诗后，“先以蔷薇露灌手，薰以玉蕤香，然后发读。”

 

这些记载虽然属小说家言，但它至少反映了唐朝普遍使用香料或香材的社会背景。中宗时，宗楚客兄弟、纪处讷、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诸亲属等权臣常举办雅会，“各携名香，比试优劣，名曰斗香。”

       

流风所及，在唐朝社会中无论男女，都讲求名香薰衣，香汤沐浴，以至柳仲郢“衣不薰香”，竟被作为“以礼法自持”的证据。使用香料风气的兴盛可知。 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 

杨贵妃所佩交趾国贡献的蝉蚕形瑞龙脑香，“香气彻十余步”，玄宗曾在暇时与亲王奕棋，贵妃立于局前观，乐工贺怀智在侧弹琵琶。风吹贵妃领巾落于怀智幞头上，怀智归家，觉满身香气异常，遂将幞头收藏在了锦囊中，多年之后，仍然香气蓬勃。   

      

咸通年间（860-874年），崔安潜至宰相杨收家中，见客厅台盘前置一香炉，烟出成台阁之状，但是别有一种香气，“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”，崔安潜四下顾望，不明所以。原来气味是由厅东间阁子金案上“漆毬子”内罽宾国香发出的。香气之郁烈可知。  

      

在这种社会风气的薰染下，唐朝香料或香材的需求量非常巨大，而本土出产又非常有限，所以进口就成了唐朝香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。就唐代主要香料或香材品种言，沈香出天竺诸国；没香出波斯国及拂林国；丁香生东海及昆仑国；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；降真香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；薰陆香出天竺者色白，出单于者绿色；没药是波斯松脂；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国；苏合香来自西域及昆仑；龙脑香出婆律国等等；外来香料在唐朝香料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

        

由于唐朝市场的吸引，有许多商胡专门从事东西方间的香料贸易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，曾在扬州采购了麝香、沉香、甲香、甘松香、龙脑香、胆唐香、安息香、栈香、零陵香、青水香、熏陆香、毕钵、诃梨勒、胡椒、阿魏等近千斤香料，在广州见到江中有婆罗门、昆仑等地来的海舶，装满了香药珍宝，积载如山。而海南大盗冯若芳也从南海“波斯舶”上掠取大量香材或香料，并以此致富。       

 

长庆四年（824），波斯大商李苏沙向朝廷进贡沈香亭子材。此“波斯大商”，显然就是以兴贩香材为业的胡商。又据记载，番禺牙侩徐审与“舶主何罗吉”相善。临别，何罗吉赠三枚鹰嘴香，可避时疫，后番禺大疫，徐审全家焚香得免，后来这种香就被称为“吉罗香”。何吉罗也是从事香料贸易的胡商。武后永昌元年（689年），洛阳北市“香行社”造像记中，记录了社官、录事及社人等20余人的姓名，其中有安僧达、史玄策、康惠登、何难迪、康静智等，这些人的姓氏都为粟特胡姓，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商胡或他们的后裔。    

     

根据官私记载，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、紫藤香、榄香、樟脑、苏合香、安息香与哇爪香、乳香、没药、丁香、青木香、广藿香、茉莉油、玫瑰香水、阿末香、甲香等许多品种。香料或香材也是外国政府向唐朝进贡的重要物品，据官修史书不完全统计，天竺、乌苌、耨陀洹、伽毗、林邑、诃陵等国都曾向唐朝“贡献”香料，涉及的种类主要有郁金香、龙脑香、婆律膏、沉香、黑沉香等等。有时将外国贡献的香料径称作“异香”，即在唐朝境内稀见的香料，而外来的香料也被赋予了种种神密的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