旖旎暖帐
古诗有云“婉嫕有妇德,美映椒房”,起先形容的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任皇后杨芷。婉嫕(yì)有妇德是形容此人温婉柔顺,品德高尚。而美映椒房形容此人年轻貌美使椒房生辉。这里的椒房,就是西汉未央宫皇后所居殿名,因以椒和泥涂墙壁得名。古人以花椒和泥,涂于墙壁,届时满室芬芳,有风过里许而飘香。《汉官仪》说:“皇后居处称椒房,去其实,蔓延盈升;以椒涂室,取温暖,除恶气也。以椒布路,取意芳香。”再如曹植《洛神赋》“践椒涂之郁烈,步蘅薄而流芳。”可见西汉时,香已得广泛应用而逐步成型。
儒汉香道
秦汉时,随着国家的统一,疆域的扩大,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逐渐进入中土。随着“陆上丝绸之路”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活跃,东南亚、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。沉香、苏合香、鸡舌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。
西汉初年,汉武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,通西域,统南越,开海路,采纳董仲舒之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南部湿热地区及海外香料的传入,道教更是应运盛极一时。而在道教仪式中,香的重要作用都是毋容置疑。香是道教斋醮法坛的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,香闻达十方无极世界,灵通三界,是通真达灵的信物,道经中也多有记载。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》有云:“信灵香可以达天帝之灵所”。传说汉明帝时真人燕济逢三位异士道者投宿,至夜谈及邪魔干犯而改居此处时,其中一道者云吾有奇香能救世人苦难,焚之道得自然玄妙,可升天界。此香能开天门地户,通灵达圣,入山可驱猛兽,丁免刀兵瘟疫,久旱可降甘霖,渡江可免风波,有火焚烧无火口嚼从空喷於起处,龙神护助,静心修合无不灵验。
再《汉武帝内传》中有记载,“至七月七日,乃修除宫掖之内,设座殿上,以紫罗荐地,燔百和之香,张云锦之帐,然九光之灯,设玉门之枣,酌蒲桃之酒,躬监肴的,为天宫之馔。”这段文字记载了汉武帝燔百和之香等待西王母降临的事件。百和之香,顾名思义是以各种花果茎根等多种天然香料和合而成,可见道教斋醮用香非常之讲究。
1972年,长沙马王堆发现罕见的大型墓葬穴,经考古学家鉴定,此墓穴乃汉墓。除了著名的不腐女尸外,马王堆还出土了陶制的熏炉和熏烧的香草。可见在汉武帝之前,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,不久,熏香在南方两广地区业已尤为盛行。由此,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,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“初元四年”字样的陶炉。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的“熏笼”,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“被中香炉”,此外还有诸如向皇帝奏事的官员先要以香熏衣,奏事时还要“以口含香”。
和香博雅
“香,萌芽于远古祭祀之礼;起始于春秋佩香之德;成型于汉代和香之贵。”如此句所述,香发展至汉代,香家开始借中药之法,取君、臣、佐、辅,以香方气韵主导之药为君;养性之药则多臣;统合环境之药则多佐;由性及命、促使性命相合之药多为辅,犹依本性所主而兼复斟酌。从史传的部分汉代香方来看,当时的香方配伍十分严谨,方剂较大。多为一君、五臣、九佐、十八辅的大配方,及其之讲究,这也就形成了香品级和香的基本规程,在郑玄的《汉后宫和香方》有详细记载可惜业已失传,惜哉痛哉。
由于道教佛教兴盛,两家都提倡用香。一时,人们对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较深的研究,出现了“香方”的概念,也就是后来所称的“合香”。可见,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,也能折射出香文化深入到较深的领域,从此,为唐代香文化的大踏步发展奠定了基础,道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,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。香,也不再只是单一香料,而是调和多种香药的和香,这是制香的一大跃进,也是香史的一大转折点。
话说到此不得不提及和香,和香顾名,从组方开始就是一个人与香交流的过程。是人与香相和、香药相和、香与天地相合,是人的本性通过湿润馨香与天地相合的过程。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确立香品的意蕴和功效,进而是选药组方,如何使组方中少则十几位、多则几十位的香药,按君、臣、佐、辅的配伍,通过特殊的规程使之药性相合,形成一个新的体系,并产生出理想的奇异功效。许多香品在和成的过程中还需择日择时,配不同的水,以香诀炼化,经过窖藏,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好香。和香不是简单的和药,真正的好香是有生命的、有灵性的妙物,都必须是心灵的融入和智慧的化合,才会创造出真正的好香,否则就会与香工艺品相差无几。
“燔百和之香以待西王母”,可见汉武帝也是个爱香之人,他应为道教中最早的行香者。关于汉武帝与奇香异香、神仙之间的故事散见于六朝时期的各种志怪小说、地理等书籍中,如《博物志》、《述异记》、《拾遗记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洞冥记》。汉武帝不仅开启了用香的先河,还促进和推动了海内外香料的贸易输送,在香料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
一个时代的生活特点是与该时代的整体文化特点密切相关的,汉代香品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汉代文化的基本特点。“宽博大气,浑厚古雅”,这也是汉香的精神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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